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的2024年九项重点工作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置于首位，表明我国经济动能的新旧切换进入快车道，同时意味着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势必得到超级强化与空前夯实，而从产业成长的长周期规律要求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安排也将获得政策的连续助力与驱动。
　　扫描全球，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的30%，且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不仅如此，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14亿多人口中有超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新型城镇化存在不小的扩张空间。如此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厚实的市场潜力确保了科技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以在大国经济内部循环的基础上稳实起步。
　　另一方面，经过长时期较为扎实的沉淀与积累，我国科技也的确具备了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面赋能的充分条件与硬核实力。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规模达到3万亿元/年，占GDP之比上升到2.55%，同时国内科研人员总量超过600万人/年，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相应的，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过去10年中超速跃进23位并跳到目前的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多维指标既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得到显著提高，也代表科技创新作用于产业的装备能力以及成果转换与产业生成的动能相当充实。
　　从实体部分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2100多个，其中421个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与此同时，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总数突破200万个，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15.1%。科技创新由此赢得了非常宽绰的价值应用主场景与非常广阔的成果转换主阵地。
　　从外部条件看，我国已建成19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2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420家国家技术转移机构、40余家技术交易市场，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4.78万亿元/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36只子基金，总规模达到624亿元，全国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孵化载体超1.5万家，覆盖95%县级以上地区。政策动能的不断扩充以及创新条件的日益优化成为了科技引领现代化产业建设的高效润滑剂。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我国的产业体系较为宏大与宽泛，可整个产业链条或产业链的某些环节上依然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部分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组装和加工制造等中低环节，“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比较低，行业关联效应以及协同共振性不显著，产业组织的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不够强大，不少行业产能过剩且库存周期长，同时产业的空间布局和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少趋同化与同质化倾向，产业融合以及自我升级功能并不十分健全等。但是，这些传统“低端产业”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基础，是创造与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供给主体，自然不能“一退了之”，而应当借助科技创新的强大赋能对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无疑，不可能所有企业与全部产业都能通过自身科技创新完成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搭建各种专业性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尤其是高能级创新平台对产业升级的能量溢出作用。与此同时，为尽可能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进程，有必要创建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型升级载体，以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产业升级示范性园区或基地，引导与激励链上企业和大项目向着园区和基地集聚，最终以产业集聚联动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但必须强调，传统产业更多的是在占有与扩张物理资源、增加与提高机械设备投入等重资产背景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成长方式不仅面临着资源稀缺性的制约，而且遭遇到融资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曲线愈来愈陡峭的挑战，同时会产生破坏资源以及污染环境等更多的负外部性。正因如此，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植与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我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同时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作为未来产业展开前瞻性布局。这些被称为“新质生产力”不仅带动我国整体产业链向高端迁移，而且还会撕破产业藩篱，在各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形成耦合协同格局，既可提高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增强产业链潜在生产率。
　　既然新的产业赛道由科学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凝结而成，首先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产出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对此，要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等智力资源与创新资源的通力合作，打造出强大的战略性与未来性技术供给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创建出要素聚合、转化服务、成果展示、产业育成等创新转化服务生态，包括建立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先导区，将先导区打造成未来技术创新策源地、未来场景应用转化引领地与未来产业发展集聚地。
　　理论上说，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可以促进和提升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但并不能严格确保安全性的牢靠与稳实，因为产业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很大程度上展示出的是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优势。若整体产业链或产业链的某环节国产化率较低，即使产业层级再高，产业水平再先进，再有竞争优势，也不能代表产业体系的绝对安全性。而从现实上看，不仅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波不断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扰动与冲击，我国的产业体系本身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存在着“卡脖子”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风险事实上成为了我国现代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现代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强调的是在危机与风险时刻，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即具有动态应对、动态恢复、动态创新与动态升级的功力，而且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动能构成中，自我科技创新能力越强，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就越有保障。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无疑需要凭借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的力量：一方面，要提高顶层设计水平，厘清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方向，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紧密依托我国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举国创新体制必须与企业创新主体结合起来，前者更多在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及前沿技术创新上用功，后者则在应用创新、市场创新及场景创新上发力，二者的高度嵌入与契合，最终锻造出有为政府、有力主体、有效市场和大众参与的制度优势。
　　值得强调的是，基于提高产业体系安全性的科技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强化自主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而且只有将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置于全球产业生态圈的互动融合情景中，方能检验出产业体系的安全程度，也才能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口与关键点位。为此，一方面要持续加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引进和培养国际尖端人才并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同时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与优化开放布局，积极引导和鼓励外资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开展全球创新与产业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助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不仅如此，要充分释放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的功能，畅通我国产业在关键技术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全球循环，以在动态中不断优化和强化我国产业体系的自主性与安全性。（作者为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